<p class="">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(记者金旼旼 孙鸥梦 潘丽君)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文件,要求全面放开放宽城市落户条件,引发海内外舆论密切关注。从国际经验来看,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具有高度相关性,加快城市化发展将有助于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。</p><p>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可持续城市发展中心主任埃利奥特·斯克拉尔对新华社记者说,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,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可以令很多经济活动更有效地进行。</p><p>斯克拉尔说,从某种意义上说,世界历史就是不断城市化的历史。从历史上看,无论是英国、美国等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,还是日本、韩国等新近崛起的亚洲经济体,在经济高速增长时,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城市化率快速提升。</p><p>例如,目前美国超过8成人口居住在仅占全国总面积约3%的城市中,而一个世纪前美国城市人口比例仅约45%。同样,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也实现了快速城市化。1960年,日本城市化率已达63.3%,1975年升至75.9%。</p><p>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城市化研究报告发现,几乎所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,城市化率均超过50%;所有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,城市化率均超过70%。</p><p class="">因此,分析人士普遍看好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前景,因为中国仍有巨大城市化潜力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,截至2018年末,中国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.58%,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.37%。</p>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 data-mce-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<img src="https://v.xinhua-news.com/store_attachment/xcbattachfile/dspdata/2019/04/29/XxjinmC007024_20190429_CBMFN0A001.jpg" style="display:block;margin-right:auto;margin-left:auto;max-width:92%" ></img></p><p class=""><span style="color: #337fe5;" class="editor-desc editor-img-desc" data-mce-style="color: #337fe5;">2018年10月29日,市民在深圳福田观看大型灯光夜景秀。</span><span style="color: #337fe5;" class="editor-desc editor-img-desc" data-mce-style="color: #337fe5;">从南粤边陲默默无闻的“小渔村”,到快速发展为现代化国际都市,深圳经济特区的飞跃发展,创造了世界工业化、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的奇迹。(</span><span style="color: #337fe5;" class="editor-desc editor-img-desc" data-mce-style="color: #337fe5;">新华社记者樊永强摄)</span></p><p>如果中国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至70%,意味着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口要进入城市。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、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容、经济增长潜力的巨大释放。</p><p>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撰写人之一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·斯宾塞表示,“结构性变化”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推动力,而城市化就是和工业化、科技进步类似的“结构性变化”。</p><p>他进一步解释说,城市化之所以被视为是经济增长的“结构性变化”,原因主要有两方面。其一,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落差,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等产业从业人员的3到5倍。因此,当人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村来到高劳动生产率的城市,必然促进经济增长。</p><p>其二,城市劳动生产率提升更快。在大城市,效率来自于人群的汇聚:人群越聚集,“知识溢出”效应就越明显、创意更容易诞生;同时,人群密度越大,基础设施单位成本就越低,经济规模效应就越大。</p><p>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·格莱泽在《城市的胜利》一书中写道:从纽约曼哈顿第41街到第59街的一英里距离内,雇员人数达60万,超过新罕布什尔州或缅因州。</p><p>格莱泽写道:“之所以能承受城市带来的更高人力和土地成本,唯一理由是城市能带来足以抵消这些成本的生产效率优势。”</p><p>不过,值得担心的是,城市化并不总是受到欢迎。斯宾塞援引联合国一项调查结果说,全球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抵制城市化而非欢迎城市化。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“副作用”: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街头犯罪、贫富分化、疾病扩散……</p><p>城市化就如同“催化剂”,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同时,也激化了社会和政治矛盾。这使得人们对城市化存在矛盾情绪:欢迎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福利,反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难题。</p><p>并且,这种矛盾情绪往往容易转化为“权宜”的政策选择: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抑制城市化,控制城市化带来的问题;在经济下行期则鼓励城市化,期待用城市化来刺激经济发展。不过,城市化是经济规律,而非政策权宜。即便是那些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%的发达经济体,人口也依然缓慢地在向大城市流动。</p><p class="">斯克拉尔对新华社记者表示,到2050年全球70%以上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之中,因此如何利用通讯和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的新经济发展、为这一庞大人群创造良好生活,是实现公平且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的一大挑战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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